廣州光孝寺是嶺南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廣，規模最為宏大的寺院，民諺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是廣州四大佛教叢林之一。
光孝寺寺址本是西漢南越王趙佗玄孫趙建德的府第。三國時，吳國騎都尉、易學家虞翻被流放南海，居此講學，時人稱為“虞苑”。因苑中多植苛子樹，又稱“苛林”。東晉隆安年間（397—401年），譯佛教重要論典《舍利弗阿毘曇》的罽賓國（今克什米爾）高僧曇摩耶舍在此創建佛殿，名王苑朝延寺，俗稱王園寺。
 
    劉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于此建立戒壇和毗盧殿，又稱為制止寺。求那跋陀羅不僅是翻譯了《雜阿含經》、《勝鬘經》、《楞伽經》等重要佛經的著名譯經家，也是中土禪宗建立的重要禪師，其翻譯的《楞伽經》為禪宗的宗經之一。梁天監元年（502年），天竺神僧智藥三藏飛錫廣州，從釋迦牟尼佛證道處帶來一株菩提樹苗，植于寺內。大通元年（527年）九月，禪宗西天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菩提達摩西來中土，曾駐錫寺內。陳武帝天嘉三年（562年），中國佛教史中的三大譯經家之一真諦三藏南下廣州在寺內譯經，譯出了《攝大乘論》、《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俱舍論偈》等重要論典，推動了中國南北朝時代攝論宗和俱舍宗的成立。
唐貞觀十九年（645年）改寺名為干明法性寺。儀鳳元年（676年），以行者身份接禪宗五祖弘忍心法的六祖慧能來到法性寺，因風幡妙論打動大眾，受住持印宗法師之請，出示傳承禪宗衣缽。于是，六祖大師在寺內菩提樹下落髪、受戒，并登壇說法，開演頓悟法門。唐神龍元年（705），中印度高僧般剌蜜帝在寺內譯出《楞嚴經》，成為當今漢傳佛教早晚功課必誦經典。唐代譯經家義凈三藏和唐密大師金剛智、不空三藏，以及東渡日本的鑒真大師等都曾在本寺過往存化。
 
    宋朝初期，朝廷詔改寺名為干明禪院，復改為崇寧萬壽禪寺、天寧萬壽禪寺、報恩廣孝禪寺。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改稱報恩光孝禪寺，易“苛林”為“訶林”。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師曾于寺內講授《四十二章經》。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廷敕賜“光孝禪寺”匾額。明末崇禎十四年（1641年），曹洞宗大德、海云寺派創立者天然函昰禪師受請住持本寺，他廣集資金，重修殿宇，并以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家的忠孝廉節教誨門徒，因此宗風大振，法音遠播。
 
       清軍南下，炮轟廣州城，光孝寺遭到嚴重破壞。順治、康熙年間，殿堂有所修建。清末至民國期間，光孝寺長期被文化教育部門和軍政等機關占用，殿堂建筑遭到破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對光孝寺的發展非常重視。1961年，光孝寺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3月5日，國務院批準恢復光孝寺為宗教活動場所，對外開放。1987年1月1日，僧眾進駐光孝寺，從此祖燈得以延續，四眾有所皈依。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本煥老和尚和新成老和尚先后住持本寺，率領全寺僧眾修建殿宇、重塑圣像、建章立制、中興道場�，F任方丈明生大和尚，在兩位老和尚大力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率兩序大眾，積極推動本寺的道風、文化建設，推進寺院的總體規劃與興建。
  
       光孝寺歷史上祖師輩出，八宗并弘，是著名的禪宗祖庭和譯經道場，也是文人雅集吟詠、揮灑丹青的好地方。因此，光孝寺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嶺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光孝寺存有很多歷史文物古跡，如始建于東晉的大雄寶殿，南朝達摩開鑿的洗缽泉，唐惠能六祖的瘞髪塔，密乘的陀羅尼石經幢，南漢鋳造的千佛鐵塔，宋時修建的伽藍殿、六祖殿，以及碑刻、佛像、菩提樹等。整個寺院氣勢恢宏，殿宇廣大莊嚴，不愧為我國建筑藝術之瑰寶。這些文物古跡，對于研究中國建筑史、佛教史、文化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相當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