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東廠胡同是從明朝開始聲名顯赫的，明朝的時候這條胡同歸保大坊，是明代特務機關所在地。明永樂十八年(1420)，在此處設東廠署，與錦衣衛相表里。東廠成為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個衙門之外的特設的尸詔獄”特務機構。
東廠最早是魏忠賢的住處。清代道光、咸豐年間，東廠是大學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贊禮郎，后來升至禮部侍郎、尚書，咸豐年間拜相。英法聯軍侵入時，他帶兵迎戰，打了敗仗，被罷官。同治年間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內“大治屋宇，又辟園亭”，取名為“馀園”，即富貴有余之意，園內“丘壑無多，然甚閎敞，河流甚長，樹木尤佳”，據說，北京之有摩電燈，就是從這個宅子開始的。清代光緒年間，榮祿府第在胡同東口路北。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以十萬銀元買下榮祿宅東半部，送給黎元洪，稱帝后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并親筆題寫匾額派人送到黎府，傳說送匾的人剛走，黎元洪便把匾摘下來，扔到后院的馬圈內。他居住“東廠”期間發生過兩次“拒封”事件，一次是1915年拒絕袁世凱之“封”，一次是1917年拒絕張勛之“封”得到了“外和而內介，詞緩而意絕”的評價。黎任大總統時一直在此居住。

1926-1945年，“東廠”曾是日本帝國主義搞文化侵略的機構——“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所在地�！皷|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是日本人用所謂退還的庚子賠款開辦的，還設立了“東方文化研究所”�？箲饎倮�后，沈兼士先生作為特派員來京接受敵偽文化教育單位時曾在此院內居住，其中包括“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這時已分為一號院和二號院，沈兼士將一號院交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是傅斯年，一號院東院被用作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西院是個三進四合院，借給北大作為校長胡適的住處。胡適在這里住了兩年多，寫了《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撰），還寫了多篇關于《水經注》的考證文章，主要內容是為戴東原辯誣，論證戴對于《水經注》的校訂工作并非剽竊。1948年他離開北京前往臺灣時將全部藏書留在了東廠胡同一號。

解放后，范文瀾就住在原來胡適住的院子里。湯用彤1949年北平解放后首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后又擔任北大副校長，也曾于1946年至1951年，住在東廠胡同一號花園的北側一排別致的平房里。這一時期，先后在這個大院里住過的還有梁啟超之子、考古學家梁思永，史學家張政烺、鄧廣銘、傅樂煥等。著名的植保專家俞大紱曾在此養病，一九四九年初俞的侄子黃敬開輛吉普車來看望他，院內幾個中學生當時直喊：“來了一個大官兒喲！”

 1945年后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現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等所在地。早年間，胡同東口即一號是中科院考古所、圖書館，還有考古書店。